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来了，明媚的阳光，普照在冀中平原上。
从定安公路上走下来一个退役军人，他走进村里，在一个丁字街口停了下来。这儿有棵老槐树，树上吊着一个大铁钟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又向大街里望去。街里没有人，静静的，连一只鸡一条狗也看不见。在吃低指标的日子里，谁还能养鸡喂狗呢？
他参军离开家已经好几年了，对家乡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，一踏进家门口，心中就有异样的情愫涌了上来。母亲年过五十，按年岁说不算太大，由于吃低指标，瓜菜代粮，人日渐消瘦，显得苍老了很多。她看到几年未见的儿子回来了，勉强笑了一下，脸很快又阴沉下来。
“哎，你回来赶上受罪了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怎么这么傻？”
军人毕竟受了几年的军队教育，说：
“妈，眼下的生活虽然艰苦，要相信党的领导，苦是暂时的，以后的生活一定是甜的。”
他在家呆了几天，心里头总觉得憋闷，便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他见母亲拿起铁锹向房子前边的一个畦子走去。她锄了一铁锹土放在畦背上说：
“这里头种的是苣菜。你当兵走之后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困难，上头也不让在院子里种菜。我就从地里弄点苣菜根儿栽在这儿。几年的时间，长满了这个畦子，你看，苣菜长出嫩叶来了。”
他走过去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在畦背向阳的地方绿叶已露出地面，他说：
“苣菜？什么是苣菜？”
“这是一种野菜，小时候家里穷，家人吃不上饭，常到地里挑苣菜，这东西的根能吃，闻着苦可吃起来却很香。人们常说吃苣菜治病，这几年得病的人很多，所以人们都在家里种点这种野菜。
他接过母亲手里的铁锹，在畦背上培起土来。
这时候吊在老槐树上的大铁钟响了起来，这钟声唤醒了人们的思想，震动了沉睡的大地。这是社员集合开会选举大队干部的钟声。
军人从家里走出来到老槐树底下投了一票。
批示下来了，队长是胡大冒，副队长是米钱贵，会计是淑惠，军人是兵排长，这四个人都来到了老槐树底下。
胡大冒身体粗壮，个头不高，一双小眼睛，是个三十多岁的光棍汉。米钱贵年轻，才二十岁，别看他年轻，心眼却不少，人们都叫他“七十二转”。淑惠呢，原来在高中上学，由于吃低指标，饿的没有办法，学习实在没法坚持，才辍学回了家。
胡大冒说：“咱们四个人先开个队委会吧，以后咱们队里的工作怎么干，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。”
淑惠说：“我刚从学校回来就到队里当干部，队里的情况也不了解，还是先一起去队里、地里转一转，熟悉一下咱们队里的地。”
他们四个人先来到牲口圈。
牲口圈也是队址，是紧挨着村边的一个大院。这儿在土地集体化之前种着各种树，有枣树，榆树，大杨树。土地入社归集体之后，在这儿盖了几间房子，成了生产队的牲口圈和库房，四周盖上围墙，才成了现在这个院子。院子里的树木已显出春天的气息，枝条已经发芽。高大的大杨树上长尾巴喜鹊飞来飞去。它们在选择筑巢的地方，不时有喜鹊从远处叼来一根树枝。鸟啊，也同人一样，也得有间房子，还要生儿育女，没有自己住的地方怎么行呢？
四个人走进牲口圈的屋子里，槽上拴着五头牲口：一匹马、两头牛、两头毛驴。牲口是队里的半个家业啊。
饲养员孙二身长腿短，一双小眼睛，笑起来眼眯成一条线。他有个绰号叫“武大郎”。
他说：“这一开活儿，拉拉拽拽的，一天一头牲口按一斤计算，一天就是五斤。可是库里只有那么点山药干，还有半瓮杂玉米。到麦熟还早呢，牲口没有料只吃草怎么能行呢？”
他们从牲口圈里走出来，看了队里的生产工具，唯一值钱的是一辆胶轮大车，旧不旧吧，还算齐全。耕地的七步犁没了把儿，要用还得修理。播种的耧，耧腿和耧杆分了家，分成了两半。
四个人走出生产队，顺着大街一出村东口，辽阔的田野里，闲置的地很多，春播的任务很大啊！小麦地这儿一块儿，那儿一块，种上麦的田地很少。看到这些，人不由会想：这么好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，为什么不多种些小麦呢？
离村不远有一方地，中间有一口水井，井台上有两棵大柳树。土地入社后柳树长成了气候。为什么井台上要栽柳树呢？因为它发芽早，落叶迟，体形多姿。所以叫它风景树。柳树枝繁叶茂，夏天这儿是个乘凉的好地方。柳树根扎得很深，对井里的砖有保护作用。这两颗柳树随风摇摆，给大自然增添了不少美丽的风景。
胡大冒指着这片地方说：“这片地叫柳树井方田。离村里近，浇水方便，社员们都把他分成各家的自留地。”
“社员们对分自留地都感兴趣吗？”军人问道。
“太感兴趣了，一提起分自留地，社员们的话就说不完了。”
“那为什么没有分？”
“因为社员们都挨了饿，干什么都没有心劲儿，干部一开始也认识不了。”
“那若是前几年分下来就好了。”
“社员们都愿意分，可是有的领导不愿意分，说分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。不下狠心，不割这一尾巴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共产主义呢？挨起饿来了，都不那么说了，改口说：‘若是分了自留地，一家分一亩半亩的，都种上粮食，不打个三百几百斤的，怎么会这么挨饿？’这也是饿出来的见识。”
几个人把这方地打量了一番，议论了分自留地的办法，又一同向东边的方田走去。
前边不远是一条南北方向的机耕道，也叫乡间小公路。他往北接连定安公路，往南直达外公社各个村庄。小公路两边种的都是白杨，笔直成行。
胡大冒指着临小公路的一大方小麦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咱们队的小麦方田，你们知道吧，咱们队一百五十多个人，吃小麦就指着这块地了。这块地叫顺道方田。”
军人一听小麦方田，心想：“到了麦熟，把小麦收回家，磨成面，吃到嘴里，不就不挨饿了吗？”他于是精神起来，加快了脚步。可是他一走进小麦方田里，看到那稀疏柔弱的小麦苗，不由生气地说：
“怎么长成这个样子？这哪里像小麦，简直就是牛毛草。这能收多少小麦？”
“你知道吗？这是种的卫生地。”
“这个不说你又不知道了，卫生地就是种小麦不施粪，你想想粪便又脏又臭，种小麦不施粪，不就成了卫生地了吗？”
“种小麦为什么不施粪？”
“为什么？”胡大冒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自一九五八年起，生产队打下粮食来，由公社统一调配。不管哪个队即使庄稼长得好，粮食打的多，口粮也不能自留。粮食打少的队，口粮也不少留。本社社员上工的、不上工的、壮劳力、小孩子，口粮都是一样多。因为这个社员们的意见很多，编了顺口溜：干不干三顿饭，做不做二百六。后来人们都挨起饿来了。一人一天仅定四两粮。你想这么办，队里种地还施粪干什么？”
“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种地的啊！”军人伤心地说。
“你知道小麦是怎么种的吗？”胡大冒有些带气儿地说：“去年秋后种小麦时，社员们一看又要往下降口粮标准，连小麦都不想种了，说：‘这么挨饿，先把小麦种吃了再说。’这时公社派来工作组，才督促着种上小麦。你没在家，你知道什么！”
军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
“像这样的小麦，一亩能打多少斤？”
“这是八十亩，小麦打下来，首先要完成交征，这叫爱国粮，一斤也不能少。再就是要留好籽种，剩下的才是社员口粮，全队一百四五十个人，一个人能分三四十斤就不少了。”
几个人穿过这条南北小公路向东走去。突然大冒的脚步停下来，指着路北这一大方地说：“这是咱们队的四方岗方田，是村里最远的地了。东边的地就是外村的了。”
他们向方田北边望去，一眼看到的是那个四方形的大土台子，有五间房见方有四五米高，上面还长着两棵洋槐树，高高的。有一棵树上还有喜鹊垒的窝，圆圆的，有筐头那么大。树上有几只喜鹊，看到有人来了，喳喳地叫起来。四方岗的北边是岥岗地，高高低低，上头布满了砖头瓦块，长着一片片枯萎了的菅草，一直接连到北边的定安公路，显得很荒凉。这些地还没有开出来，没有种庄稼。
提到四方岗这一带的地方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还是树趟子和野火丛生的地方，也是狐狸和野兔常出没的地方，充满了恐惧和神秘，一到中午和晚上，孩子们是不敢来这儿的。说来了这儿有鬼有魔，一带进家就麻烦了。
这儿的地形地貌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据老人讲：这里在多年前曾是一个村庄，叫西亭。究竟是哪个朝代，离现在多少年来了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只知道传给后人是这么个故事：村里有一个叫王强的人犯了罪。到底犯了什么罪，谁也不知道。那时犯了国法要株连九族，株连全村，恐怖气氛立刻笼罩着全村。庄上的人为了逃避这一灾难，一夜之间全都各奔前程，搬走他乡，在各地销声匿迹了。这个四方台子，据说就是王强家的正房屋子。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方利用这儿的有利地形，扒电线，伏击鬼子。随着土地的开辟，农田的扩大，这儿留下的只有这个四方台子和高低的地形，以及遍地的砖头瓦块了。
他们四个人踏着松软的土地走到四方台子前。这儿避风又暖和，是休息最理想的地方了。大冒肚子里饿的像开了锅，咕噜咕噜直响，两条腿也酸疼得不行了，全身一点劲也没有，一下就坐在了地上。米钱贵饿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，也跟着坐下来，军人和淑惠也坐下来。谁都是这样的感觉啊，刚一坐下，肚子里咕噜得轻些了，全身也觉得轻松了许多。可是时间很短，肚子又照样咕噜了起来，腿又酸又疼，全身一点劲儿也没有。军人本想躺下，又怕别人笑话，说：“刚退役回来，就成了地道的农民了。”
胡大冒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走着的时候想站着，站着时又想坐下，坐着又想躺下，躺下刚一开始好一些，可是很快又心慌无主得不行。淑惠，你年岁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淑惠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不！”
“你不觉得饿吗？”
“饿，你不说谁知道，饿了，你别想，嘴上也别说，就不饿了。饿劲儿上来时，我就想那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。我这么一想身上就有一股力量涌上来，哈哈，不饿了。”
七十二转米钱贵哈哈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到底是人家喝的墨水多，肚子里的道道儿也多，话说的也有水平。人家比咱们走的路也不少，不说饿也不说累，咱们这头发短的就得像人家那头发长的学习。”
这么一说道，大家身上觉得轻松了许多。
胡大冒想了又想说：“发愁啊，这方地光白地就二十亩，这种些什么呢？”
